12月20日，极端天气响应地方能力建设和人物故事传播工作坊第一场“气候灾难下的民间力量”在浙江省杭州市百丈镇半山村小强公益书屋举办。活动由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指导，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绿色和平与浙江省科协资源环境学会联合体主办，百丈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承办，活动还得到了浙江省气象学会、浙江省地理学会的大力支持。
本次工作坊聚焦于社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频发的极端事件。30余位来自NGO组织和媒体的工作者以及气象学、心理学、传播学和救灾响应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了气候变化下的灾害挑战、在地NGO和社区响应极端天气事件的本土化机制，以及气候危机的心理机制等话题。
绿色和平气候风险项目负责人刘君言介绍到这次活动是绿色和平接下来一年里将要举办的极端天气响应系列工作坊的第一场，也是与杭州市生态文化协会合作的“双碳目标下的多元气候行动项目”的第一场线下活动。2021年，绿色和平气候风险项目发布了中国主要城市群气候风险评估报告。在过去的几年里，气候危机不断迫近，我们意识到不仅要更好地认识风险，更要推动应对风险行动的落地。这次工作坊以及未来一系列工作坊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讨论从预警到行动下一步该怎么做，如何把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的伙伴都调动起来，参与到应对气候危机的工作中来。
如百丈镇党委副书记、提名镇长叶庆平所言，百丈镇是一个有公益基因的乡镇。近几年来，特色公益品牌百丈公益公社以社会组织中心为纽带，联合多方力量搭建起了公益服务网络。百丈的经验证明，应对气候灾害不仅需要科技和工程的力量，更需要团结合作各方民间的力量。浙江省气象学会的张先良秘书长指出，现今的气象预报预警是越来越及时和准确的，但是基层特别是公众接到预警后的应急响应还有待加强，全民的防灾减灾意识与能力也需要培养提高。他希望通过这次交流和学习的机会，让更多人参与到防灾减灾中，主动扮演好行动者和传播者的角色 —— 从接受、理解到参与。绿色浙江秘书长董舒表示，绿色浙江是从浙江大学的学生社团发展起来的，一直在关注气候、环境问题，特别是鼓励公众和社区的参与。气候变化正在对人类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每年都说今年是最热的一年，但也很可能今年是未来100年里最冷的一年，到底该怎么办？我们有时候会感到很无助，但是很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共同建设更有韧性的社会。
气候变化会带来哪些灾害与挑战？
在第一场主题分享“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灾害挑战”中，浙江省气候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张含博士分享了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研究结果，包括气候变化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包括高温、强降水和干旱等等。这些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也有加大的趋势。对浙江省11个地市的日最大降水概率的分析显示出气候变化背景下降水变化的空间不均匀性。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登陆浙江台风的强度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这与气候变暖造成的海温升高有很大关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我们兼顾减缓和适应行动，双碳和防灾减灾并重。
浙江省气象台的娄小芬在分享中强调了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暴雨事件呈现频发的态势。今年7月底京津冀特大暴雨事件就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此次暴雨事件是中央气象台时隔11年后再次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现代天气预报是在数值预报的基础上采用客观技术进行订正，包括目前主流的各类机器学习算法，最后再根据预报员的主观经验做出最终的预报。极端天气的预报技术是基于前期历史个例的统计，但极端降水事件样本比较少，因此极端天气事件的预报难度依然很大。面对极端天气高发的趋势，我们不仅需要提高预报预警能力，气象部门也要加强与防灾办等相关部门的联动和信息的反馈机制，同时积极推广气象灾害科普的宣传。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灾害中气象灾害已经占了70%。这个灾害广度比重是比较大的，高于国际水平。以杭州百丈为例，这个地区就受到暴雨、台风和干旱的多重影响。所以，气象灾害的防灾减灾对于中国而言尤其重要。而气候变化下，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过往经验来判断风险。宁波大学的高超教授就在分享中指出极端天气的灾难性后果有天灾的因素，也有人祸的结果。气象灾害的损失在过去的四十年间虽然占GDP的比重在下降，但是绝对值没有下降。正因为气象灾害对于各行各业有这么多影响，我们必须要建立观测网络和预警体系，将重点从预报预警转变到风险预估。评估内容应当不仅仅包括致灾因子，更需要对脆弱性和暴露度的分析，并明确灾前、灾中、灾后都需要做些什么。因为致灾因子改变不了，只能加强风险管理。社区需要自我救助能力的培训，并进行应急演练。
防灾减灾的工作最终要落实在每个社区。上海师范大学的温家洪教授就社区综合灾害风险管理中的社区参与和地方支持作了分享。参与式的社区灾害风险管理十分重要，因为社区的参与可以帮助利益相关者进一步了解当地的灾害和环境情况，进行第一时间响应和自救，并在这一过程当中提升防灾意识。社区的历史灾害和安全隐患也是十分关键的背景信息。另外，风险管理会涉及措施优先级排序、目标设定、监测指标等问题。风险管理计划的落实需要有效的监测和执行。除了预报预警以外，紧急疏散规划、机制和避难场所的建设也不容忽视。在社区参与风险管理的过程中，风险的感知和选择，社区风险地图，以及本地知识的运用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来自气候变化的一线观察
在第二场主题分享“站在灾害的第一线”中，我们邀请到了几位亲身经历了极端天气灾害，志愿服务于灾害信息援助，或是从事前线紧急救援的伙伴来分享站在灾害第一线的经历。
卓明是一个从2008年开始做灾害信息援助的志愿团队。可可是卓明信援的其中一位志愿者。在2021年的河南720洪水发生在自己家中后，可可通过参与救援信息共享文档的方式，第一次从受灾者、旁观者的身份变成了气象灾难的响应者。他强烈地感受到极端天气灾害性事件的无情和人在灾害的渺小和无助。在加入卓明的响应工作以后，可可也愈发意识到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并不会随着新闻报道的减少而消失。卓明的志愿者团队不仅关注在灾害发生时的应急响应， 也注重灾害后期灾区援助需求等信息的收集和对接。信息同步是卓明信援的一个重要目标。拉平信息差可以避免响应人员的重复劳力。线上文档分享信息的参与方式让可可一次又一次地深切感受到远方的痛。他希望帮助更多伙伴打破信息壁垒，在不久的将来建设有更多的资源支持信息分享平台。
卓明的另一位志愿者卓纯从一个00后大学生志愿者的视角分享了卓明的气象灾害响应路径。几乎所有卓明的工作都会通过线上协作来完成。卓明有一套自创的名为‘HEINA”的模型即Hazard（灾害）—Environment（孕灾坏境）/Exposure（承载体）—Impact（灾害影响）—Need（需求信息）—Action（行动）。卓明的团队根据模型的分析推出一系列的线上信息产品，以支持前线救援团队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行动决策，以及新闻媒体的传播工作。卓明的贡献其实就是从信息到决策的路径。水雨情监测、灾情研判和灾后信息处理是卓明信援线上工作的几个关键步骤。学习计算机专业的卓纯从2021年加入这个团队至今在组织内轮岗过多个角色，也逐渐成为了一个协调人和核心志愿者。在经历过两年半的多次救援响应后，她期待能够从事更多气候变化的工作——不仅仅是灾后的响应工作，还有灾前的能力建设工作，成为彻底的“气候青年”。她相信，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参与响应活动，只要能够迈出第一步，就有无限的可能。
2021年河南郑州的720特大暴雨水灾是卓明的两位志愿者进入救灾响应工作的开始。而来自河南长垣县绿色未来环境保护协会的宋克明则是那一次灾害性事件的亲历者和救援协调人员。宋克明回忆，在灾害发生前，起码有两天的时间可以提前转移灾民，但是很多人选择一等再等，最终错失了转移的机会。突发情况下，当地的救灾人员和救生艇也远远不足，幸亏有全国各地四面八方前来的救援队伍。绿色和平也在第一时间向灾区提供了紧急物资援助。那次事件让宋克明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民间响应机制的重要性和巨大的作用。而今年，河南烂场雨小麦遭灾的事件则又暴露出了一些地区应急响应机制的缺乏。现在双碳目标已经制定了清晰的路径和明确的机制，但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灾害方面，还欠缺这样的机制。如何减少和应对这些灾难，还需要大家思考。
浙江公羊救援队的曲大帅曾数次亲临灾害一线，经历和见证了气象灾害的巨大影响和社会救援力量开展救援工作的实况。在今年731河北涿州特大洪水灾害期间，曲队亲自带队，从空中和水上突入，立体化开展受灾危急群众的转移工作。曲队称，从救援的角度来看现在的极端天气是非常态的，也是非地域性的，有些地方会发生意想不到的灾害。
气候危机之下的社区行动
下午场的主题分享围绕社区的气候行动和气候危机下的心理机制展开。近几年，随着科学技术的的发展和完善，气象灾害的预报预警已经越来越准确和迅速。然而，仅有预报预警对于减弱气候变化灾难性后果是远远不够的。社区内的气候风险评估、气象信息的公众传播以及在地能力的长期建设才是影响力最大并且有待改善的环节。有幸的是，越来越多的的媒体伙伴和NGO组织的工作人员意识到了这些空白，并开始了一系列在地的尝试与探索。
2017年，绿色浙江就作为国内的先驱者，与杭州气象局、杭州气象灾害领导小组一起共同探求帮助社区居民提升气候风险认知的途径。绿色浙江秘书长董舒分享了杭州市灾害地图模型创建的过程和应用。通过对于致灾因子和社区脆弱性、暴露性这三个指标的分析，和对于工程类和非工程类这两种防灾减灾能力的评估，杭州的灾害地图模型能够让社区判断当地可能发生的灾害以及风险的大小。
杭州禾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秘书长、北京中防安应急教育科技的创始人邹冬芳，也和我们分享了她所带领的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灾害风险治理的实践与探索。社区是灾害风险的最小单元。禾益选择了在杭州市西湖区的蒋村街道竞渡社区进行应急体系的改革创建，打造出了覆盖全社区范围并且辐射周边的应急安护网络。包括快递骑手、便利店商家、物业保安、物流公司和红十字会在内的基层队伍和对应网点都参与进了试点项目的运营。通过打造社区协同机制和激励机制，禾益引导了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应急的队伍中来。在探索与尝试中不断试错和梳理，大幅度提升社区的应急响应能力和居民的防灾减灾意识。
来自云南梦南舍可持续发展服务中心的杨青将关注焦点放在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本土主导行动上。他从多年社区工作的感受出发，分享了金沙江流域两个社区应对气候灾难的本土经验。本土问题需要本土解决方案，本土主导的行动也能更公平、包容、有效、可检验和可持续地展开。在气候变化第一线承受影响的人们往往负有更少的气候责任却有更高的气候脆弱性。他们应对气候变化所有的社会资源是最少的，而其本土观念中又有许多智慧值得借鉴。伴随社会行动的文化调查可以避免当地人的声音被边缘化、权利被剥夺。通过共同参与，进行对话，才能形成公平的互动，激发本土主体的内生力量，真正理解问题并长久地解决问题。
来自广东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黄家铭也从社区服务的角度分享了气候变化下的极端天气与社区脆弱人群间的关联。社区不仅仅是物理上的群居场所，也代表了某种特征人群的划分。千禾作为一个以社区为本的基金会，一直带着气候正义的价值观在从事气候环境工作。在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项目中，千禾就将关注重点放在“人”这一灾害承载体上。年龄、性别、健康状况以及工作类型都可以作为识别脆弱性的视角，但是，在不同的社区内，脆弱人群的归类不能仅仅依赖普遍性的识别，还要将特定的场景考虑在内。比如，一个在基础设施完善的条件下生活的老人可能是敏感人群，但不一定是脆弱人群。同样在城市环境下生活的人，居住在低洼区域的群体也会在水文灾难发生时更加脆弱。
气候变化与公众心理
在最后一场主题分享，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孙彦研究员就气候变化公众的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给大家作了解析。虽然中国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问题的了解和认可越来越多，但是公众的气候行动则由于时间不匹配和利益不匹配两个困扰而迟缓。具体来说，就是当下行动和未来收益间的矛盾，以及个体行动和群体受益间的矛盾。同时，气候问题责任的分散让许多人觉得行动轮不到自己，是大家的事，反而降低了能动性。针对中国公众关于气候变化态度的研究发现，大部分人的外显态度认可气候变化行动的必要性，然而内隐态度却是中立甚至漠视的。这个心理差距提醒气候工作者在宣传、教育、和沟通的过程中，要充分加强个人情感的卷入度，这样才能真实真正地推动公众气候行动。
绿色和平公众与文化项目专家王珏也在最后与大家分享了绿色和平心理研究团队Mindworks创建的一套气候灾害心理干预工具包。王珏认为，危机是很多改变的催化剂，在气候变化的灾害性影响下，尊重亲历者、记录者和救灾者的心理历程就是尊重事实，而尊重事实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至关重要。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气候变化的公众动员不仅能够让我们减轻这些灾害的破坏性后果，还能够营造一个更积极灾后文化。绿色和平的“危机时刻”工具包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个人与社群在危急情况下可能遭遇的迷惑和重新定向以及大众思维的转化和重新协商。另一部分则是给一线人员的行动建议，包括如何选择、整理和叙述气候故事，怎样运用专业知识和工具去加速我们想要发生的改变。
在最后的圆桌环节，各位嘉宾针对目前民间救灾的问题和机构运营的现状侃侃而谈，并各自分享了自己开始从事气候与环境工作的缘起，并对下一次工作坊提出了不同的建议和希冀。
